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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中國的棘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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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發生在中國港口城市天津的化學品倉庫爆炸,直接波及顏紅梅的公寓,窗框掉在她母親的床上,砸折了母親的盆骨。幾天后,雨后的天津出現黃色泡沫斑點。次日,數千條死魚將一大片河岸染成銀白色。

       “他們說目前沒有問題,但是以后呢?如果我們的孩子將來受到影響怎么辦?”在請求政府回購其住房時,顏紅梅稱,“我們擔心化學品造成的污染。即使他們說現在沒有污染、現在是安全的,我們仍然認為存在污染。”

       天津事件產生的沖擊波——從空氣、水、到土壤——反映了整個中國的工業污染問題。遮天蔽日的濃霧造成入院就診人數上升,并成為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常被冠以“末日之霧”(smog-ocalypse)的稱號。有時河流會不明原因地泛紅,死魚疫情可能在一夜間出現,或者藻類將湖水變為翠綠色。

       但是,土壤污染可能是最為棘手的污染。這種污染是看不見的,在初始污染源消失后,其影響還會持續很久。

       面對公眾不滿,北京方面已開始通過對工廠進行現代化改造、并將燃煤工業遷至遠離城市的地方來解決空氣污染。按照規劃,到2020年很多大型水道將達到新的飲用水標準。其中一些補救措施或許會適得其反,因為將污染工廠遷移至內陸地區可能在更接近江河源頭的地方污染空氣、土壤和水,產生反效果。

       不過,中國政府剛剛開始應對土壤污染問題——在專家們多年呼吁關注這一問題之后。

       2004年,有工人在北京宋家莊地鐵站施工時中毒,毒源為一家廢棄農藥廠里殘留的氣體。這導致中國首次對消除廢棄工業遺址污染工作進行監管。近來的事故,包括天津爆炸之后的氰化物污染,提高了公眾意識。

       “中國已進入了自己的拉夫運河(Love Canal)時代,”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藍虹表示。她正在草擬一份為中國土壤污染清理工作融資的方案。1970年代,人們發現尼亞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附近的拉夫運河社區建在堆放了有毒廢棄物的地塊上,導致美國政府建立了迫使污染企業清理場地的“超級基金”制度。

       藍虹估計,若采用美國和日本發展的方法,那么中國需要為清理土壤污染投入7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1萬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國外匯儲備總量的三分之一。她說,“中國花不起這么多錢。”

       中國央行估計,單單是環境部的水和空氣凈化目標就需要在未來5年內每年投入2萬億元人民幣,不過中國央行想要使用“綠色融資”來減輕國家財政壓力。一份擬議中的土壤污染治理方案也要求在2016至2010年的下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安排可觀治污預算。藍虹說,按照當前每年投入約400億元人民幣的水平,治理土壤污染“將需要1000年”。

 

重建擔憂

       “綠色融資”能夠解決的問題是有限的。投資者可以對廢水處理收費,但是土壤修復沒什么回報。“最大的問題是融資。錢從哪來?”一名商人稱。

       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研究顯示,其中一個資金來源是房地產開發商,他們應該樂于清理受污染的城市土地,以此抬高其土地的價值。但是,這個想法尚未結出果實。有一個特殊基金為一個標志性場地——受污染的首鋼前北京廠區——創建,此前首鋼拒絕支出8億美元來恢復土地。

       當改造過的場地附近建造住宅后,開發商的利潤不足。中國迄今最大的清潔項目——北京一個前焦化廠的廠區——如今被低收入住宅區環繞,居民是被迫離開歷史悠久的胡同社區的北京人。如今,這些不滿的居民掏出三倍于房租補貼的錢購買桶裝水。然而,即使豪華公寓高樓開始在城市工廠原址拔地而起,土壤污染問題仍將困擾衰敗的工業城鎮和基本農田。“美國和歐洲有很多棕地(brownfield,待重新開發的城市用地——譯者注),但是中國的國情不同,因為中國連很多農業用地都被污染了,”中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環境修復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主任陳同斌稱。

       盡管中國在清理土壤的問題上面臨挑戰,但是一些人對于中國比其他多數發展中經濟體做得更多給予肯定。前蘇聯滿是廢棄的工業廠址,而采礦業和鋼廠廢棄物造成的污染正成為非洲和亞洲日益嚴重的問題。

       “在所有這些問題當中,走得最遠的就是中國。他們采取的措施遠多于其它任何非西方的國家,”專業從事土壤修復的Pure Earth公司總裁里奇•富勒(Rich Fuller)表示。

       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央規劃者便在遙遠的農村建造重工業工廠。大風和雨水卷攜著黑煙和灰塵進入附近的城鎮。更糟糕的是,灌溉渠把來自礦區和冶煉廠的廢水排入數英里外的田地中。當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拉開帷幕后,農民過度使用殺蟲劑和化肥,以此提高貧瘠土地的收成。

       隨著有關方面日益認識到土壤污染會進入水中、進而污染農田,北京方面正加快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而非先治理空氣污染、之后對付水污染、把土壤污染留在最后處理。

       2011年,《財新》雜志以一張水稻的封面照片震撼了整個中國。照片中的稻米帶有銀白金屬色。這揭露了湖南省南部(大米產區)所產大米被鎘污染的情況。

       該報道觸動了城市居民的神經,他們已經為食品安全和持續霧霾而備感焦慮。“污染以及濫用殺蟲劑和化肥等農業投入品的影響,將成為食品安全辯論的下一個重大議題,”江南大學商學院研究食品安全和環境問題的徐立青稱。

       擔心大米和其他農作物銷售的湖南省政府,對具體的污染地點一直含糊其辭。這并非個案。

       2014年,中國最終公布了斥資1.5億美元、于2006-2011年所做的全國土壤污染調查,而該調查之前被列為“國家機密”。一名內部人士稱,報告公布前,政府官員及專家“真的很緊張”,擔心這會有損農業貿易。很多人認為,湖南的“鎘大米”名聲已經影響了銷售,盡管官方統計數據表明,自《財新》發表那篇報道以來,湖南的大米產量有增無減。

       結果令人震驚:近五分之一的可耕種土地受到了污染。公布內容并不包括污染的分布情況,或者哪里是問題最嚴重的熱點。

       農作物污染引起擔憂,反映出城市居民有能力設定國家議程。這部分解釋了,政府為何傾向于把污染的工廠從繁榮的城市遷往一些監管更松弛、人們又太窮以致投訴無門的地區。

       盡管居民擔心食品和空氣,但飲用水和土壤里面也隱藏著種種風險。兒童玩耍時揚起的塵土,被農民的鋤頭和駛過的汽車攪動起來的微粒,都會讓人吸入重金屬。在湖南一個遭到砷泄漏污染的村莊,村民們被告知不要吃當地種的糧食,也不要喝當地的水。4年后,嬰兒的頭發樣品顯示,他們體內的砷含量也很高,與當地的成年人相仿。

 

‘焚燒與掩埋’

       日本版的“拉夫運河”事件是1960年代曝光的鎘、汞污染。就像美國一樣,日本的補救辦法是被污染的土壤全部挖出來,焚燒之后掩埋——或者在有些情況下倒入深海。這種方法不適合于農地。焚燒掩埋法每公頃的成本可達4.7萬美元。在中國,由于大約330萬公頃土地已無法耕種,這筆賬單將是天文數字。

       這里還有監督問題。經濟放緩已把房地產開發商變成了土壤修復承包商。如果未受培訓或不講良心的合同商走捷徑,對垃圾焚化爐密封不當,或者忽視了給掩埋坑加襯底,那么污染物將重新進入空氣、水和土地。

       另一個正在試驗的方法是使用化學制劑處理土壤中的金屬。中國專家們對這一方法的效果意見分歧。有些人不贊同注入更多化學物質治理土壤污染。另外,正確的實施需要熟練的工人,不同的污染物需要使用不同的化學物質,這讓官僚們想要的可擴大規模的解決方案變得棘手。

       解決這個問題的每種辦法都需要一定的取舍。“中國正處于努力評估問題嚴重性的階段,”生產處理土壤中金屬的產品的PeroxyChem的業務總監斯科特•施特夫爾(Scott Stefl)表示,“沒有什么萬靈藥。”

       在陳同斌的中科院辦公室里,輕緩伸展葉子的蕨類植物提供了另一種希望。植物修復(phytoremediation)——使用植物從旱田和稻田里吸收重金屬——有望成為一種廉價有效的解決方案。它也帶有風險。作物必須被焚燒并掩埋,否則,重金屬將重新進入土壤。水稻尤其適合用來吸收重金屬,但有人出售被污染的大米怎么辦?

       有些污染嚴重的村莊轉而種植不能食用的觀賞性植物,比如花和樹苗。那種做法保留了農業收入,但并未化解健康風險。這么做也不可能大規模推廣,否則會嚴重影響糧食產量。

       更慢、更便宜的選項附帶隱藏的代價。處理一塊土地所需時間越長,土地的閑置時間也越長。即便中國人民大學的藍虹得出的慷慨的成本估算,也沒有包括對耕地閑置的補償。

       這意味著,中國農民或許會反對清除那些正慢慢滲入他們自己的骨骼與血液的污染物。即使長得不大的作物也可以賣出去,而許多農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

 

搬遷問題

       10年前,湘江重金屬污染促使湖南省政府將金屬加工廠遷離湘潭和株洲,以保護省會長沙的飲用水安全。衡陽等上游城市為推動經濟增長,踴躍接納了這些工廠。

       去年,居住在衡陽一家工廠附近的孩子們被檢測出血鉛含量超標。衡陽市政府承諾要再次搬遷這家工廠——遷到該市的另一頭。

       鉛、鎘等金屬中毒對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大。地方政府已經有許多理由掩蓋土壤污染程度,如今又有了一條:防止中毒患兒家長鬧事引起社會不安定。世界銀行(World Bank)今年4月提供150萬美元清理原農藥企業。世行表示:“目前40%的底層民眾獲得信息有限,相較于其他人群,這部分人更易受到退化或污染嚴重地區的危害。”

       正江村位于湖南省境內,它夾在一座廢棄的化工廠和湘江高聳的堤壩之間,“40%的底層民眾”是該村的唯一居民。過去每逢天降暴雨,煙灰就隨著雨水滲入田地,導致農作物死亡。當地一名廢品收購商楊先生表示,現在它們長得好多了。他身后有一名十幾歲的智障少女咧嘴笑著,她是楊先生的助理。

       1980年,正江村首家工廠開業,不久后又開了20家加工廠,它們將滾滾濃煙排向空中,將工業廢水排入河流和田地。楊先生說:“那時候沒人關心它們是不是有毒。人們只想要錢。”

       八年前,一個省級環保小組來村里檢測水井。檢測結果令他們大為震驚,以至將村里的水井用水泥封了起來。當地一個店主說,以前燒開水時能看見黃色的氣泡,他妻子、女兒和外孫女一直堅持喝瓶裝水。

       兩年前這家化工廠搬離了正江村。楊先生說:“它們搬到山里去了,那兒的人不會像這兒的村民一樣合伙反對它們。”在湘江政府網上公布的整治計劃中,有一條是將該地區轉變成“服務業中心”。只有一名退休的村干部對搬遷計劃有模糊印象,其他人都沒聽說過。

       幾個月前,村民發現有一些人在檢測土地,其中一人說他們是在檢測土壤污染。村民們至今沒聽說任何下文。

日日操